宣室求贤访逐臣,

贾生才调更无伦。

可怜夜半虚前席,

不问苍生问鬼神。

唐代诗人李商隐这首《贾生》,挖苦了帝王对鬼神之事的重视重于对大众大众之福祉的重视。汉文帝在我国历史上还算是有道之君,他姑且如此,其他的君王可想而知了。

但是若从人道的视点仔细分析,汉文帝这种“不问苍生问鬼神”的行为,却能找到合乎逻辑的解说。对一个把握最高权利的帝国皇帝来说,社稷之安定、大众之美好当然很重要,但这些究竟归于实际国际的工作,对应的技术和常识乃在经历规模之内,全国乐意且可认为皇帝干事的人许多,不独一个贾生。而再有雄才大略的英主,都有必要面对任何人都绕不过的问题——生理的愿望和对逝世的惊骇,而这些问题,归于未知领域。方术之所以能使皇帝变得不理性,乃是因为方士用方术,击中皇帝的两大软肋:愿望与惊骇。

在人类社会的前期,部落的首领往往是巫、师、君三者合一的。处于科学不发达的蒙昧年代,部落首领不仅是民众尘俗中的领导者,并且兼有精力导师的身份,其表现出能交流六合、祈福禳祸的“神通”,会让其部落的人得到魂灵上的劝慰,这类“神通”有助于其领导权的安定。

作为政治早熟的民族,华夏民族较早地告别了“巫君合一”的传统,至少在周武王克纣后,周公制礼,君王的控制之合法性靠“绩效”(即社稷安定,大众休养生息)和道德品质(勤政、安民、节省等等)维系,所谓“作之君作之师”,只要在意识形态性很强的祭祀典礼上,君王充任的人物才有部落时期“大巫师”的剩余。

可以说,自周朝今后,“巫师”“方士”已失掉对政治权利的决定性效果,沦为君王的“食客”,归于和优伶位置差不多的集体,即使有时候他们中某些人获取高官厚禄,也仅仅因为其能给权利具有者供给润滑剂和迷幻药罢了。质言之,便是帝王或权臣因实际中有享乐和求长生的需求,方士们(或寄身于佛道的方士)投其所好,供给一些物质层面的(如丹药)和精力层面的(向上天祈福)产品。虽然这类方士也曾卷进过政治斗争,但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政权意识形态层面的解说权。

秦始皇求不死药屡被忽悠

秦始皇横扫六合,以蛮横而取全国,从而焚书坑儒,其在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解说方面毫无建树,不能不说是其二世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后世史家,论说帝王沉迷方术而误国,秦始皇总是首战之地的比如。
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:“(二十八年)齐人徐巿(即‘徐福’)等上书,言海中有三神山,名曰蓬莱、方丈、瀛洲,仙人居之。请得斋戒,与童男女求之。所以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,入海求仙人。”

所谓的“长生不老之药”仅仅骗皇帝的噱头,徐福一去不复返,只留下徐福和数千童男女定居在日本列岛的传说。

一个人对最期望得到却最难得到的东西,是很简单丧失理智的,甘愿一而再再而三上圈套。胸有韬略的霸才秦始皇亦如此,被徐福骗了一把,仍是不死心,接着又被卢生所骗。

卢生说始皇曰:“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,类物有害之者。方中,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,恶鬼辟,真人至。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,则害于神。真人者,入水不濡,入火不爇,陵云气,与六合悠久。今上治全国,未能恬倓。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,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。”

但是始皇帝照着卢生所说的去做,仍是得不到“不死之药”,卢生惧怕被杀,所以脚底抹油,溜了。感觉上当的秦始皇,说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话:“吾前收全国书不中用者尽去之。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,欲以兴和平,方士欲练以求奇药。今闻韩众去不报,徐巿等费以巨万计,终不得药,徒奸利相告日闻。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,今乃诋毁我,以重吾不德也。诸生在咸阳者,吾使人廉问,或为妖言以乱黔黎。”

对梦醒的秦始皇来说,不久前还恩宠有加的“神人”,一会儿就成了惑乱全国的“妖人”。后世以方术邀宠于皇上的方士,其命运基本上和徐福、卢生这些长辈差不多。

秦始皇求不死药不可得,反而被江湖骗子骗了几回。但这个历史教训并没有被后世的君王所汲取。或许在逝世面前,每个人都心存侥幸,具有全国的帝王更是如此,他们总信赖自己是幸运者,前代帝王找不到的不死之药,或许自己能找到。所以,一代代兜销春药和不死药的江湖骗子有了用武之地。

方术与时俱进却难成干流

汉朝初期,皇帝无为而治,费用简朴,与民生息,经文帝、景帝父子两代的励精图治,到汉武帝刘彻时,国力处于鼎盛阶段。汉武帝好高骛远,一改父、祖两代的对外战略,对匈奴多次发动战争。他迷信方术,远超过了祖父文帝。汉文帝仅仅就鬼神之事向贾谊虚怀若谷,而武帝简直把秦始皇求仙问药的故事从头演了一遍。元封元年,“方士更言蓬莱诸神山若将可得,所以上怅然庶几遇之,乃复东至海上望,冀遇蓬莱焉。”秦始皇时有徐福、卢生等方士,汉武帝时则有公孙卿这类方士。“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,若云‘见皇帝’。皇帝所以幸缑氏城,拜卿为中大夫。遂至东莱,宿留之数日,毋所见,见大人迹。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。”

汉今后的方士或许是汲取秦、汉年代徐福、卢生、公孙卿等长辈的经历教训,取悦于皇帝之道更为纯熟,不将话说得太满,比如不再言之凿凿说何处能见到神仙,何处等寻找到不死药……如此简单泄露。他们靠进献春药药方让帝王和权贵享用生理上的愿望,或许靠摄养占卜、符篆斋醮之术将皇帝和权贵搞得颠三倒四。《旧唐书》记载术士叶法善,“又尝于东都腾空观念设坛醮祭,城中士女竟往观之,顷刻数十人自投火中,观者大惊,救之难免。法善曰:‘此皆魅病,为吾法所摄耳。’”这基本上和今天的王林大师“空盆变蛇”、“空杯取酒”相同的路数。

唐室尊道家创始人李耳为先祖,高宗时追封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。道教位置因之尊隆。老子之道教与后来热心炼丹、辟谷的道教本不是一回事,但道教攀交李耳为创教教主,尊道教者必尊李耳。上有所好,下必甚之。在唐代,士大夫炼丹、寻道、访仙成为了时髦。李白“五岳寻仙不辞远,一生好入名山游”,一辈子和道士、道姑多有往来。当然,唐代许多士大夫接近道士并非仅仅为了寻求延年益寿的办法,更多是为了追逐实际中的富有。因为皇室爱崇道教,一些有名的道士收支宫禁,与皇帝和达官高贵有着密切触摸,因而其言行能影响皇帝。如前文所说到的叶法善,曾深度地介入上层政治,自己在《留诗》中不无自得地夸耀:“适向人世世,时复济苍生。度人初行满,辅国亦功成。”他自己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、鸿胪卿、越国公、景龙观主。有唐一代,士人不能通过科举等正常方法当官,而入终南山做道士获取江湖声名,从而得到皇帝欣赏一举而得高官显爵,成为一种“曲线入仕”的盛行方法,名曰“终南捷径”。

宋代真宗、徽宗等皇帝也很迷信方术。宋真宗梦见神人授天书,自认为是佳兆,改元为大中祥符。有这样的皇帝,天然就有投其所好的佞臣。官至参知政事(次相)、枢密使(掌军政大权)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(辅弼)的丁谓,曾唆使女道士刘德妙:“汝所为不过巫事,不若托老君言祸福,足以动听。”刘德妙凿地挖得一只乌龟,带入宫禁,诈骗皇帝说这是太上老君的化身。宋徽宗更是道教方术的超级“粉丝”,宣和七年,宋徽宗诏内禅,自称昊天天主长子神霄帝君下降,道士称他为教主道君皇帝。

徽宗供奉的道教神仙没能保佑他防止国破被俘、客死于金营的凄惨命运。

明朝最好仙道的是世宗嘉靖皇帝,他中年后长时间在深宫内筑乩修炼,不问政事。大臣如严嵩等人,靠写好斋醮时献给上天的青词而宠爱。道教首领邵元节、陶文仲得以大用,邵官至礼部尚书。让一个炼丹修道的方士掌管全国名教大权,真正是斯文扫地。陶文仲被封为恭诚伯,明初辅佐太祖打江山的功臣刘伯温所得到也不过是伯爵(诚心伯)。不信或不爱崇仙道的大臣,则被萧瑟乃至严峻处分。如首辅夏言不乐意穿戴皇帝赐给的道冠道袍,而失掉了嘉靖帝的信赖;太仆寺卿杨最上疏嘉靖帝,指出妖道之方术无非是哄人的花招,竟被皇帝下旨廷杖而死!

相比较而言,清代的皇帝对待方术的情绪是最为理性的。从顺治开端,爱崇宗教如藏传佛教,仅仅其为了“统战”的政治需求,没哪个皇帝像宋徽宗、明世宗那样沉溺于荒诞不经的方术(服用春药的皇帝如咸丰却是有的)。

虽然从秦开端,我国历史上不乏被方术所惑的君王和权贵,但因为我国一向由理性而务实的儒学作为政治和道德的支柱学说,方术也就只能成为权利的润滑剂和权贵的迷幻药,方士,再怎么宠爱,也只能是弄臣。没有哪个方士,可以希冀用邪道获得精力首领的位置——如这样做基本上就等于造皇帝的反了,如东汉末年的依托和平道的黄巾起义,元末依托明教的农民起义。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兴起时,萨满教的大巫师通天巫阔阔出立有大功,后居功自傲,想成为与成吉思汗齐头并进的宗教首领,所以成吉思汗毫不手软地将其除掉。

在我国或许说东方的帝制年代,通天巫阔阔出越过了红线,他有必要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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